第298章 都是钱闹的(2/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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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黄岩笑道:“我没意见。不过同安县是示范县他离开了那边的工作谁接手?”曾席圣又思考了起来，这个人选确实不好找，别的人可不会有姚圭甲和刘伟那样知道方叶的底细，会配合他工作，如果从别地抽一个人过去,搞不好只会添堵,想到这里,他说道:“暂且就让桂林西兼任同安县委书记吧,过段时间再由副书记张安国接任,这位同志我了解过,工作能力很强,做事有原则。”

    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，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,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,一个说慢—点一个是要快,再快,更快，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,再到‘右倾’的帽子，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。

    而缴税比例之中，国家正税并不高，贫农、中农、富户缴纳比例各不相同,在7至12间，其中贫农缴纳比例最低为7,每亩大约要交十几至二十斤，七亩合计最高不过140斤。

    曾席圣点了点头，不过却是说道:“打秋风是打秋风,但傅大璋也搞的太过火了，去年要了四千万,今年要一个亿，这事换在谁身上都受不了。”

    当然，造成这个结果的决议是集体做出来的,所以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人,而是领导集体所有人,如果要将这个责任放在某一个人身上,那么，要么是真不懂,要么就是坏。

    “那派谁?”曾席圣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来。

    因此每天都有老百姓提着整蓝子的鸡蛋、鸭蛋,提鸡抓鸭,来到县政府门口,说是要送礼,县政府是拦也拦不住,以至于门口摆了一地的各种百姓送来的物什。

    其实除了灾年,哪怕是统购统销、公社化，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,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,但后来随着—系列的政策和运动,反右、大跃进、再加上文革,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,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,七分人祸三分天灾。

    曾席圣低眉稍加思索,微微点头道:“桂同志负责省委宣传工作,他去确实合适,既不是调查也不是去执行组织程序。”略作停顿曾书记接着说道:“好，就让他去。”

    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,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之后，该农户余下的4800斤粮食，扣除最低两千斤口粮,余2800斤，这些需要全部卖给国家，价格大约在015元左右每斤,最高可得钱420元,这是华东华南地区丰年贫农一年最高节余。

    从‘大炼钢铁’到‘放卫星、亩产万斤’，中央高层集体做出了超出实际的规划,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,而这个结果无疑是集体造成的。

    “比如呢?”曾席圣叭了一口烟问道。

    县里头痛,地委也闹得脸上没光彩,但这种事遮掩是遮不过去的,不过第三天,省委就接到了‘热心群众’的汇报,刚刚喜喜庆庆过完元旦的曾席圣，—上班就碰上了这档子事，好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    事实上,还有其它的支出,比如公社里的备荒粮,牲畜粮，公社里的一些公共摊派，一户农民一年下来也就留个两三百元，而这些钱是一个七口之家一年全部可支配收入。

    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,省长黄岩双手盖在炭炉上,他朝坐在办公楼前的曾席圣说道:“这个事情要尽快压下去，否则真闹大了，到时不好收场。”

    黄岩哈哈一笑,说道:“估计傅大璋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两位同志都是为了地方发展，从这一点上来看,他们都是党的好同志,人民的好干部。”

    黄岩点了点头说道:“我赞同你的看法,所以这个事情处理起来,要有技巧。”

    曾席圣一只手放在炭炉上，另一只手则夹着烟抽着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决定,而是问道:“下级对抗上级这事肯定要给个说法,但是同安县情况不同，如果处理了姚圭甲就失了全县的民心，我听人说,当地老百姓送的礼物,将县委县政府门前的空地都摆满了。”

    1955年底至56年1月，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，开始再‘更快’的意思下，出现了浮夸风,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，决定压一压,要‘反冒进’要稳定发展,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，上来就是一顿怼，搞得二人下不来台。

    ‘三代之治’、‘耕者有其田、居者有其屋’，这些思想高不高尚?正不正确?理不理想?当然是肯定的,但不能因为思想高尚正确，就认为做出的‘规划’就全部正确。

    作为对政治知之甚少的群众,他们却拥有着朴素情感,人们一边倒的支持姚圭甲，大骂上面不要脸,认为他是同安县人民的好书记。

    比如某贫农户有七口之家，四个大人，三个孩子，有水田十亩,亩产350斤，丰年产稻谷六七千斤,按最高七千斤计，其中大人320斤，孩子250左右，留粮1700至2100斤（含家禽留粮150斤）。

    腊梅寒开,瓣指一方,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吵架,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，事情也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,首先是同安县里的老百姓集体炸锅了。

    相比于收入,物价则不便宜，一斤鸡蛋三毛左右，肉价也差不离,衣食住行之中，布料这种必须品则更贵,每尺大约三到四毛钱，七口之家，一年一人—套衣服,成年人大约需要十二三尺布,孩子六到七尺，合计费用三十多元,还有鞋子、冬衣等,一年四季,全家人抛除其余一切开支，最低也要支出大约一百元左右。

    “定了调子，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。”黄岩说道:“组织部的人就不要派了，纪律检查委员会更不要派。”

    “让桂林西去吧，他以前在庆州工作,上上下下都熟悉，当个和事佬的资格也具备。”黄岩说道。

    ‘反冒进’由此变成了‘反反冒进’，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,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,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,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,如此一来,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破,不过这一时期还是能控制得住,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特别是57年庐山会议之后,就完全失控了。

    这个‘规划’用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‘路线’，一部分领导认为要‘稳’,这是一个路线,而最高领袖和另一部分领导认为要‘快’，这是另一个路线,究竟谁正确呢?历史已经给了答案了。

    意识指导行为，但思想要联系实际，行动之前更要认真研究、规划，哪怕思想高度再高，再有全局战略，但脱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,那么行动的结果只会让这些思想，变成为正确的废话。

    “我同意。”曾席圣点头笑了笑。

    黄岩推了下眼镜,继续说道:“不过，考虑到同安县在庆州之下,姚圭甲这位同志继续待在同安县不合适了，我看是否可以调离?”曾席圣没有立即回答，又想了一会，才说道:“继续留在同安县以后工作确实不好开展,毕竟傅大璋是上级,我看这样,这几年他在同安的工作做得很不错,先派到上海历练一下，然后再调回省内升市委书记。”

    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,将责任归究到具体的个人，那么在农业之上，少其与晓平要负责;在国家政府工作统筹之上，伍豪、陈芸要负责;而在整个形势的总体变样上,最高领袖要负责。

    黄岩沉吟道:“首先不能派组织部的人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就等于是调查了，实际上这件事也没什么好调查的，无非是同安县发展的好了，上级穷,来打秋风。”

    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，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,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，一年吃个十元药,加上收成稍欠，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,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。

    正税之外便是地方税,还有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摊派,这才是大头，即便是贫农,也要缴纳20以上,也即该农户最少要缴1400斤粮,如果这些都算下来,似乎生活完全过得下去,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丰年之下，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