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节(4/5)
面对湘军死磕安庆,天京高层极度不安。按照太平军原定计划,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,巩固后方,消除后顾之忧,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,会攻武汉。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定的。但在执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。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,向上海进发,遭到洋人的干预,不得不改变计划,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。
此时,安庆在湘军的围困下已岌岌可危。9月25日,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,商讨下一步战略。会上,陈玉成重提救宜(安庆)计划,认为安庆万分危急,必须派兵驰援;但李秀成的看法是,进攻杭州,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。用他的话说,苏杭好比鸟之两翼,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。
事后有分析认为,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,本身并没错;李秀成主张先取杭州,同样也有道理。问题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有私心。
对于陈玉成来说,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部下,他不能见死不救;而李秀成的小算盘是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,发展势力,因而对救援安庆并不热心。
如此分析,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,其正确与否,姑且不论。不过,二王的分歧却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。
据李秀成回忆说,八月(农历)中旬,“天王严旨颁到,命我赴上游”,领军扫北。这就是说,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,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。当然,天王的态度与干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。干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苏杭沪地区,巩固后方,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,会攻武汉,但这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急,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,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。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。
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,内心是有抵触的,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,他只能执行。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,援救安庆。其要点是,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,武汉空虚之时,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,迫使湘军回援,以解安庆之围。会议一结束,太平军立即行动,杀向湖北。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。
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出一辙,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和拷贝。虽然仍是老套路,但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。
太平军的西征战役打响后,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、六安等地杀向湖北,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。太平军来势凶猛。从1860年12月至次年3月间,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几度遇险。12月底,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杨辅青三路会攻祁门,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,准备以死殉职。而在次年3月,李秀成第四次进攻祁门,距祁门仅二十余里地,使曾国藩文报不通,饷道断绝,再次陷入绝境。如果此时太平军全力会攻,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,就在这关键时刻,李秀成竟撤围而去,全功尽弃。
李秀成开始犯错误了。这种错误只有在高手对决中才会出现,但对李秀成来说,失误的出现并非战术原因。有分析认为,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。因为12月初,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,折损四千余人。还有分析认为,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“并非欲争此处,实上湖北招兵”。但这些说法并非真正原因,真正的原因是他对“二次西征”始终不感兴趣,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,故而丧失大好战机,使曾国藩绝处逢生。
1861年3月,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,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,攻克湖北黄州,距汉口仅百里之遥。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三千余人,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。群龙无首,实力悬殊,武昌城内乱成一团。
消息传来,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,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。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。如果分兵救援,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。事后,他在家书中写道:“此次贼救安庆,取势乃在千里之外……贼之善于用兵,更狡更悍。”
然而,让人不解的是,就在武昌空虚,势难再保之时,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。一般认为,这是洋人干涉所致。确实,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,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。他的理由是,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,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,因为事涉外交,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,并向天京请示。
其实,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。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,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。按照原定的方案,太平军两路大军,一路由陈玉成统率,一路由李秀成指挥,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。然而,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,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,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。
李秀成进军迟缓,后来广受诟病。有人认为,他是阳奉阴违,有意对抗“中央”。当然,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,这里不予置评。
客观事实是,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,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。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,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。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。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,见陈玉成业已回师,便也退回江西,旋即返回浙江。至此,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。
思想决定行动。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部因素,比如洋人干预等等,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出了问题,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。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下江浙,包括上海,建立稳固的后方,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。因此,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,一再出错。相比之下,曾国藩却是高手上阵,棋看三步。在武汉危急关头,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。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,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,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,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。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,“勿弛安庆围,须坚守”,甚至说出了“吾但求力破安庆,其它得失,在所不惜”的话来。
曾国藩如此坚定,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,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。自古成大事者,皆有一股狠劲,曾国藩就是如此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,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,以不变应万变。与曾国藩相比,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,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。
应该说,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下,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,但明眼人心里清楚,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,而是败在眼界和胸襟上。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国之才,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,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,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。
从5月开始,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。双方不断调兵遣将,投入了大量兵力。战斗极为惨烈,前后持续数月。直到9月5日,安庆在坚守一年后终于失守。太平军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部阵亡。
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,而天京也失去屏障,危在旦夕。有人认为,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。为此,李秀成受到多方批评。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认为他消极参战,不顾大局,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,致使戎机一误再误;
此后,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,由湖北回师江西,竟不救皖而入浙,致使安庆不守。他在信中说,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,便可高枕无忧。“夫长江者,古号为长蛇,湖北为头,安省为中,而江南为尾。今湖北未得,倘安徽有失,则蛇中既折,其尾虽生不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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